文 | 黄舜炀
2021-05-10
5月10日，《香港01》周报提到了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曾撰写的《打造中国新一代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一文。此文从四个维度由下而上地推动建设智慧城市，以确保城市有足够基础建设满足数据的不同需要。
事隔不足一年，新一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刚于上月底（4月24日）发表，提到中国数码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衝击和全球经济下行下表现依然强劲，保持9.7%的高速增长，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人民币，佔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8.6%，有效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反观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虽然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首度谈及「数码经济」，但洋洋数百字说来说去也不过是传统行业的科技应用，诸如电子支付、网上营商、线上会议等等—相对内地的数码经济发展而言，大多数只停留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起步阶段。
平情而论，特区政府近年的确在数码经济上投放不少资源，但结果总是未如人意。当中的落差到底如何形成，在转型的过程中又面对什么枷锁和掣肘？而归根究底，当局究竟有着怎样的数码经济发展目标和蓝图？又该怎样推动数码经济，翻开新篇章？
落后与困局
特区政府今年首次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到「数码经济」，指不少传统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加快应用科技，以迎合市民新的消费模式及习惯，方能捉紧疫后发展机遇—相信这个非常初阶的定义，就是港府对数码经济的主要认知。
但现实是，香港若要进行「数码转型」绝非易事。根据政府统计处去年第4季的《按行业及职业划分的就业人数报告》，较低技术职业组别（文书支援人员；工艺及有关人员；非技术工人）的就业人数仍佔总体就业人数的40％（约147万人）；而当局去年2月发表的《2019年资讯科技在工商业的使用情况和普及程度统计调查报告》亦发现，尽管全港34.4万间企业的电脑普及率高达81％，但分别仅有9％和21.2％的企业在受访前12个月内曾透过电脑网络获取销售订单和提交订单，而本身设有网站或显示在另一个实体网站的企业亦只有38.3％。
无可否认，在疫情下，市民减少外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为习惯，催生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消费、工作、学习及娱乐模式。但如果说疫情带来的「生死存亡」惨况是在「倒迫」香港各行各业向数码经济转型，这也正好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数码化程度。讽刺的是，Mastercard与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at Tufts University）去年12月10日发布的「数码智能指数」研究，竟将香港评为全球「超级领先」的数码经济体之一，紧随新加坡和美国之后，排名第三，认为香港有领先的创新生态—可是，这样一个「全球领先」的数码经济体，对数码经济的认知和实践似乎只停留在电子支付、网上营商、线上会议等基础层面，且至今未有任何像样的关于数码经济的统计数据。
内地构建出「四化」框架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已经连续七年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所谓「数码经济」，是指以数码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码技术（收集、储存、分析数据）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码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码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从而加速重构社会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可以说，内地对于数码经济的实践，已经透过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发展，而它远远不只是像香港特区政府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以为是把销售模式搬到网上进行，抑或传统行业加入科技应用般简单。
去年中发表的《白皮书（2020年）》，更把数码经济的理解框架扩大至「四化」—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码技术以增加产出和提升效率，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的新兴产业；三是「数字化治理」，是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特徵的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四是「数据价值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采集、确权、标注、定价、交易、流转和保护等等。
听起来十分复杂，但数码经济和数据或许早已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网购就是一典型例子。比如，在网上的购物平台中，用家的浏览记录、发言、个人资料等数据就是「关键的生产要素」，平台会将数据收集、储存在数据中心，并通过人工智能（AI）、云计算、演算法（algorithm）等数码技术分析用家偏好，将类似的产品和广告推荐给每位用家；而用家下订、付款后，商铺需要将货物透过物流系统送到顾客手上，这又催生出数码化管理存货、物流、财务等需求，发展起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模式（O2O），并带动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服务（ERP system）和数据解决方案（data solution）等数码技术市场的发展。
从线上的交易流程到线下实体商舖和物流系统的互动，数码经济都围绕着数据的生产、传输、储存、分析应用，并以现代网络、物联网和数据中心来驱动，应用于不同的场景之中。比如城市可以透过设立在不同地方的传感器，即时收集、传输储存至数据中心和云端，然后通过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分析道路数据，再把相关资讯即时传输到用户的智能手机、装置和电动车中，而停车场公司可运用数码科技优化管理和交易过程，箇中产生的技术需求又成为了新的「蓝海」。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又依托于低延迟的5G网络用作传输，这就需要网络营运商在城市中架设足够的5G基站，确保网络的传输速度和覆盖度。
与智慧城市密不可分
不难看出，数码经济与数码化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密不可分。城市需要有足够的数码化基础建设，用以生产、传输、储存、分析和应用数据，才能精准地发掘更多社会、个人生活上的数码化应用场景，其中又包括推动传统的实体行业数码化—产业数码化，和开拓更多的新兴数码化行业—数码化产业，藉此推动社会向数码经济转型。
根据高风谘询公司创始人兼行政总裁谢祖墀撰写的《打造中国新一代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一文，可以从四个维度由下而上地推动建设智慧城市，以确保城市有足够基础建设满足数据的不同需要：「感知层」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是指採集数据的设备，可指城市道路、桥樑等基础建设的传感器和摄像头，亦包括市民使用的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网络层」顾名思义就是指网络的覆盖度和数据传输速度，包括移动网络及光纤宽带，又可延伸至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层」是市民常用的云端服务，亦是储存数据的地方，被收集的数据会组成「数据库」，用于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以作出智能决策；而最顶端的「应用层」，就基于上述的支持，将智能决策应用在政府事务、公共服务及市场发展上。
那么，我们不妨也来看看特区政府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实况。
基建不少为何仍落后？
事实上，香港在「感知层」的普及率颇高。截至去年1月，香港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为283.7%，家庭使用宽频接入的普及程度为93.7％；而在城市中用以收集空气质素、道路车流等实时城市数据的传感器，政府亦有在2019年推出「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计划，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佈局—计划在四个选定的市区地点（中环或金钟、铜锣湾或湾仔、尖沙咀及观塘或启德发展区）分阶段设置约400支附设智能装置的多功能智慧灯柱，用以收集城市数据。
不过，在智慧灯柱试验计划开展期间，其中的传感器引起了市民对私隐问题的关注，其后政府成立专责小组研究替代方案，并在去年3月公布细节，宣布以热能探测器（LIDAR）代替车牌自动识别（ALPR）所使用的视像探测器，以收集与交通流量及车速有关的数据—截至去年6月底，政府已在九龙湾常悦道、启德承启道和观塘市中心共安装50支智慧灯柱。
在「网络层」方面，香港的网络速度和使用量也算是「领先」，比如有11条海底光缆，使用移动数据服务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万；固网宽频平均下载速度为每秒176.7兆比特（Mbps）。而随着5G网络的普及，香港政府开放更多的政府场所和公共设施，而通讯事务管理局在2019年已将5G频谱拍卖予香港的四间流动网络营办商—和记电讯、香港电讯、数码通及中移动香港，并开始架设5G基站的工作，至2020年年底，四间电讯商的5G网络已覆盖了香港的90％以上，其中和记电讯的覆盖率更达到99％。原本为人诟病的光纤网络覆盖问题，政府亦于2018年拨款7.7亿元鼓励固网商扩展光纤网络覆盖至乡村村口，预计明年后会陆续通网。
至于「平台层」，截至去年，香港约有74.3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可用楼面空间。在疫情期间，由于云端运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使用量日益增长，预期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需求将会持续和显著地增加；政府亦鼓励把工业大厦改装为数据中心；未来，政府还在将军澳预留三公顷土地，用于发展高端数据中心，以满足疫情后培增的数据需求。
最后是「应用层」，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公共管理的数码化，例如拨款6,000万元研发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智方便」应用程式，现时提供26项政府部门、煤气、电力公司等公用事业服务，包括「两电一煤」、申领驾驶执照、邮政服务等。在疫情时期，政府亦花费约100万元开发「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帮助市民记录行程，如市民所到场所出现感染个案，程式会向用户发出感染风险通知。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资科办）亦于2019年底在「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推出运用人工智能的聊天机械人「Bonny」，便利市民搜寻和使用3,300多张政府表格和相关电子政府服务；又在2020年3月起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更快捷和准确地将网络安全资讯分类，向不同界别提供有关网络安全信息的摘要资讯；并在同年9月推出大数据分析平台。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亦分三年向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拨款合共3.75亿元，资助开发虚拟平台，以增强举办网上活动的能力及进行数码化。
乍看之下，特区政府好像做了不少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但为何仍被诟病发展落后，甚至拖累了数码经济的转型？
应用有限 政府苦追尾巴
一个无法迴避的现实是，香港社会的数码化普及和应用程度仍然十分有限。例如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去年10月14日发布的《全球智慧之都报告（2020）》显示，儘管香港的资讯科技基础设施程度被评为20个经济体之首，包括有高度的智能手机普及率、网络覆盖度和资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却无法推动社会发展智慧经济，所以总评分只在20个经济体中排行第10，而其中两个评分细项—「信产能级」（信息及资讯科技发展产业发展水平）和「智慧经济」（产业数码化、数码化产业），更只获63分和65分，表现未如人意。
香港社会对数码经济的理解，似乎也仍然停留在电脑的使用上。例如2019年香港企业有81％的电脑普及率，但数码化的企业管理软件、供应链软件的使用率皆不足5％，大多数企业只是运用办公软体套装来应对业务所需。然而，「产业数码化」并不是单以电脑收发邮件和使用word、excel来处理文书管理工作，而是应用管理数据系统自动化地处理订单，以减省繁杂的文书工作，否则，单是工作媒介由纸转为电脑，仍然无法逃脱传统的人力生产阶段。
另外，市民普遍也不信任由特区政府主导的数码设施和应用程式，难免令数码经济转型停滞。例如政府于2017年发表《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当中提到在四个地区安装400支智慧城市的传感器—多功能智慧灯柱，便被质疑其目的为监控市民，有部份灯柱更在反修例骚乱中遭示威者拆除。又如政府去年12月启用的「智方便」应用程式，到今年2月，全港只有43万人下载使用，反应极为冷淡。至于去年11月推出、专门为防控疫情而开发的「安心出行」，亦多次被坊间质疑软件存在保安漏洞、或会洩露用户的个人资料云云，要到政府于今年2月强制要求食肆及部份指定处所使用「安心出行」或登记资料后，下载率才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