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2022-05-0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5月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下一届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的CPU」，而是一个具有整体和超越过去眼界和视野的能力，加上能协调强大执行力的新战略规划能力部门。
我在4月20日「灼见名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建立战略规划能力〉一文。在4月29日，李先生在宣读他的政纲时提到，他将会「强化政策研究和统筹能力」。有报道说，李先生是要重新建立中央政策组（CPU）。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他说的那样，受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问题、科技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香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分裂与融合同时存在。在香港内部，人们仍然需要面对2019年修例风波的后果、疫情困扰，以及长期存在的住房、教育、社会向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中国经济模式 重在不断试验
自2020年起，香港开始将自己的规划和目标与中国大陆的国家规划相互结合。中国具备在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可以良好运作的规划体系和能力，然而香港在这方面没有可以与之对应的政府部门或组织。
某些评论者们不断声称，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是「计划经济」，并批评它并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但这是错误的观点。虽然中国这种规划方法起源于前苏联，但它已经演变成另一种非常不同的体制。与苏联不同，中国孕育了大批的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他们通常会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及透过了解国家政策进行投资和经营。地方政府亦与中央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来支援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许多跨国公司也从这种模式中受益。
在过去40多年的中国政治开放中，按照「有中国特色的3层经济发展模式」揉合了政府规划和市场力量的优势，中国在经济市场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除了政府和市场、企业的揉合之外，这种做法关键在它能容许不断的实验和按实验结果来进行调整。这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一个恰当的范例。
香港规划须考虑中国及世界格局
CPU成立于1989年英国统治香港时期。1997年香港回归后，CPU仍然保留了下来。在董建华先生当特首的期间，我曾担任CPU的非全职顾问。当时的CPU非常注重从香港的普通民众那里获得对政府政策的反馈。虽然达不到应有的战略高度，但它还是能够从政府以外的专业人士那里，收集到一定程度和水准的战略思考。今天，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复制旧CPU的模式，将并不能满足香港今天和未来的战略需要。「新CPU」应该涵盖更广泛的、更具有战略性的香港特区议题。
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塑战略规划能力，打破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并且应该在规划香港特区自身战略的过程中，将中国内地，以及全球宏观的背景影响考虑在内。特区政府还不应只进行短期、以政策局为主导的规划，而应该同时解决跨职能边界、复杂的长期问题。
战略规划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专业能力。战略规划始于对问题的明确定义，以及对需要做出选择的来龙去脉的深入理解。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建立起一个恰当的战略规划组织，并招纳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才。这个小组需要与中国内地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发改委）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与公众的互动是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这个战略规划的团队应当深入到当地的社区与基层中。同时，它亦需要与本地、内地以及全球的关键意见领袖、智库保持密切联系。因此，这个团队的关键人物不仅需要在战略思维和战略分析方面训练有素，而且需要能够巧妙地用其他人可以理解且欣赏的语言，来表达复杂而且更有深度的见解，特别是面对国际上有影响的机构或个人。
地方政府须扮演积极角色
事实上，尽管香港回归已经快25年了，香港特区官员对于中国内地的治理体制，特别在产业发展规划方面的了解甚为乏善足陈。许多官员以为，在内地任何事情都是「阿爷话事」，仿佛在上面一个人或一小撮人便能令所有事情发生。
内地的产业规划虽然往往是内地中央政府制定大方向，但地方政府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积极的地方政府会扮演引导投资者的角色，往往透过地方引导基金投资于初创企业，向它们进行孵化，透过当地政府成立的生态系统，协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并于适当的时候退出投资。
深圳在这方面是佼佼者，据立法会议员洪雯女士的研究，深创投是深圳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于1999年成立的。深创投采取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积极引导资本培训初创企业。截至2022年3月，深创投已投1440个项目，居内地创投行业之首。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出资成立深投控，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以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2020年成为深圳市售价国企世界500强企业。
而洪女士亦建议政府化被动为主动，拨出未来基金中的一定份额，设立一个由香港政府直接参与的创投机构。在资本构成方面，可纳入部分「香港增长组合」及其之下的「策略性创科基金」和「大湾区投资基金」。若采用混合所有权模式，可以邀请国内、国际顶尖投资机构战略合作，力求股权结构多元化、管理团队国际化。
在投资标的方面，应该聚焦对香港长远发展具战略价值的创科产业、制造业及其他能丰富本地经济结构的新兴产业，覆盖从初创期到成长期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既孵化本和培育本港优秀企业，也吸引境外企业来港，为香港经济开拓新的增长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过，在做这方面的决定前，相关政府必须对该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提供详细的可行方案。没有类似「新CPU」的规划机构，是很难有效、及时做到应有的设计和决定的。
新CPU须建立自身的生态系统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在现在（和过去）的相关特区政府团队里，实际上放了多少精力去分析和了解，更不要做出预判，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对于香港本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以及我们的发展和应变战略应该是什么？
过去数年间，中国推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将会指导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它和国际，特别是区域伙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研究过，共同富裕、双循环经济政策、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经济/碳中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要政策对香港的含义是什么？还有「一带一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和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区域性甚至跨大洲的倡议或协议，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从全球局势来看，俄乌战争、新冠疫情、中美博弈、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可能场景，香港又应如何事前作出适当的部署呢？特别是地缘政治的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的演变，将会对香港以及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府必须深思熟虑，有一班人全职地去观察、思考、研究和不断地作出对香港、大湾区乃至中国最恰当的判断。这是一份全职和专业的工作，需要透过多类渠道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与沟通。换句话说，这组织部门必须建立它本身的「生态系统」。
下一届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的CPU」，而是一个具有整体和超越过去眼界和视野的能力，加上能协调强大执行力的新战略规划能力部门。
中国的规划演变的历史是市场与政府边界调整的历史。香港拥有有效的市场，过去缺的是有为的政府，但政府如何有为，需要从大历史、大的体系去考虑，香港需要大格局。
香港市民对新一届的特区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因而，建立一个能够超越旧CPU战略规划能力的新CPU应该成为目前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