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2021-1-26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1月26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谢博士解释了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于2021年12月发布了报告《科技大竞争：中国对美国》（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USA），对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科技技术发展状况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报告作者，来自于哈佛甘迺迪学院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亦与谷歌前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同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专栏文章，他们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5G、量子资讯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领域已经超过美国。

贝尔弗中心的研究报告用了一句话来概括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举国体制」（原文用了”whole-of-society”的叫法，但更普遍的叫法应是”whole-of-nation”）。但它是如何推动中国科技的加速发展的？美国政治决策层需要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研究推动中国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原因，以便其决策者能够制定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措施。

中美的「举国体制」差异

中国的「五年规划」的功能是制定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应对中国未来国内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措施。尽管某些人一直在嘲笑中国自上而下的规划体系，但中国的规划及决策，尽管不是没有瑕疵，但总体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的快速发展显得尤为突出。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例如对高端半导体芯片的制裁，但这种制裁反而促进了中国自身的科技发展和科技独立。芯片业内，世界上许多人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芯片产业在高端领域能赶上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近期发布了数字经济相关发展政策报告，其涵盖了中国未来5年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的发展）、关键传统产业和关键技术的数字转型、以及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扶持产业这一举动并不新鲜。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后，亦是通过「罗斯福新政」振兴了美国经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确定各自的工业政策和优先战略定位，使其经济快速增长。其他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政府扶持。

但中国在推行自上而下的规划政策的同时，也在让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兴起，他们加上原有的国有企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

国有企业提供如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公共物品，他们不仅仅以狭义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是更多的来履行其对人民的部分社会责任。这些公共物品亦为中国的所有企业的运营提供了支持，包括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从而进一步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率的生态系统。

此外，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纽带，不断引导资源流向政府规划的优先产业，同时通过融资、孵化初创企业和公私合营等方式，支援其辖区内的企业。这种分层方法确保了国家资源支援实现最为关键的目标，同时提供凝聚力和韧性。

这为什么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中国由古至今的战略思考

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一直在深思该如何振兴中国。他们深刻意识到，相较于其他方法，科技将是振兴中国的关键。

随着时间的演变，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发展了诸多的思想和哲学，而历代的中国人亦会从中寻找、发展、调整、吸收和学习，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加上对西方政治思想如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共同构建了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意志。在中国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这种包容和瞻前顾后的心态以及方法亦可从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体现出来。

面对科技制裁等威胁，中国将坚定不移的采取行动去中和这一威胁。在中国政府提出明确和合理目标的大前提下，人民和企业愿意且致力于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计画和政策，并为之而付出努力。

在中国运营的西方跨国公司的企业家们比政客们更了解中国。前苹果大学的顾道格博士（Doug Guthrie）强调了为什么中国对苹果的成功至关重要。作为苹果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心，中国的供应商集群、勤劳的工人以及来自当地政府的支援为企业运营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地可靠的，以及成本、品质和时效性都最优化的结构。

苹果公司和其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了苹果产品所需的智慧财产权，实现了双赢，苹果亦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企业。

同样的故事亦发生于特斯拉和英伟达。2019年，当特斯拉在美国经营遇到困难时，中国政府帮助其从几家中国国有银行获得14亿美元贷款，容许了其在上海的超级工厂的建造，并给予土地、基建的支持。这一举动扭转了特斯拉的命运。如今，特斯拉作为中国最畅销的电动乘用车品牌，其在全球的交付量有一半来自于上海的工厂。中国对于特斯拉至关重要。

同样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美国半导体公司英伟达亦从中国对汽车芯片的巨大需求中获益匪浅。英伟达副总裁阿里‧卡尼（Ali Kani）强调了中国充满活力的电动汽车行业对公司拓展全球汽车业务的重要性，并预计公司未来6年将实现80亿美元的汽车业务收入。

与此同时，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亦在中国经济中获益，并能够理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而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将公司的中国战略视为一种双赢战略，在其战略规划中，他们自己和中国都将是赢家。

这样的战略思考同样适用于国家层面。尽管贝尔弗中心的研究将中美之间的科技关系称为”Rivalry”，意即「有对抗性的竞争」，但更具建设性地思考中美科技发展关系，更应是「在必要时竞争，在适当时合作」。科技，可以帮助改善人类的生活，因此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推进这一发展进程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