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12月3日，谷歌两大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尔（Sergey Brin）宣布，分别卸任谷歌母公司Alphabet CEO和总裁职务。现任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将同时兼任Alphabet CEO，总裁职务将被取消。
这位新的Alphabet“掌门人”是什么来历呢？
1972年，皮查伊出生在印度金奈，是印度典型中产家庭长大的，他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求学期间，他的成绩相当优秀，曾分别在印度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求学。之后，皮查伊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先是在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担任产品经理，随后跳槽到麦肯锡担任管理咨询顾问。
2004年皮查伊加入谷歌，成为一名产品经理，负责包括Chrome、Chrome OS和Google Drive在内的软件产品的创新工作。2015年8月10日，皮查伊被任命为谷歌新任CEO，谷歌也重组为Alphabet。2015年10月2日，皮查伊履新谷歌CEO一职。如今2019年12月3日，他成为 Alphabet的CEO。
在之前的工作岗位上，皮查伊就是深受谷歌领导信任的团队成员，曾担任佩奇和布尔的顾问。尽管同行认为皮查伊很低调，但技术能力和远见卓识，使得他在谷歌能不断受到提拔。在每个岗位上，皮查伊都展现出推动产品增长、吸引新用户，既重视产品质量又重视营收增长的能力，把Android打造成谷歌最大的增长引擎。谷歌前CEO拉里·佩奇评价道：“皮查伊拥有丰富的技术经验、敏锐的产品目光和极高的企业家才智。很难有人能集这三种品质于一身，皮查伊也因此堪称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在Alphabet，仅用15年的时间就从一名产品经理升至了CEO！皮查伊应该是现代最完美诠释“美国梦”的印度人。其实，皮查伊就是不少印度人在硅谷，在美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
放眼全球，在各行各业成功人士中印度裔占了很大的比例：美国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Gita Gopinath），特朗普政府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莉（Nikki Haley），百事可乐CEO英德拉·诺伊(Indra K. Nooyi)，如此人士不胜枚举。
我对于印度人近距离的观察开始于我31年前在美国加入麦肯锡公司之后，尽管当时麦肯锡主要是“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组织，但是有三位非WASP的咨询顾问在麦肯锡全球举足轻重，一位是日本人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一位是德国人赫伯特·亨茨勒（Herbert Henzler），而另一位则是常驻纽约的印度人蒂诺·普里（Tino Puri）。他们三位都是卓越的咨询顾问，尤其是蒂诺·普里，他的辩论和演讲能力在芸芸资深麦肯锡顾问中已经非常出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当时还有还不是很出名，但后来成为麦肯锡全球的CEO的拉贾特·古普塔（Rajat Gupta）亦是印度人。其他例子亦有不少。
后来我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之后，这一现象亦存在，不少优秀的咨询顾问都是印度人。在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年代，我们的第一任CEO，亦是曾经长时间与我在亚洲地区打拼的合伙人舒梅特·巴纳吉（Shumeet Banerji）就是印度人。
除了我的同事外，我许多位于跨国公司高管地位的客户们亦是印度人，他们有些在欧美，有些在亚太地区，亦有不少在中国地区。与我合作较多的包括全球领先的音响产品制造商哈曼国际公司的CEO包利华（Dinesh Paliwal），全球最大的家用清洁用品公司之一利洁时公司的刚卸任的CEO拉克什卡普尔（Rakesh Kapoor）（该公司新任CEO拉什曼·纳拉辛汉(Laxman Narasimhan)亦是印度裔）、COO赛艾迪（Aditya Sehgal）和大型日用消费品生产及经销商安利公司的CEO潘睦邻（Milind Pant）等。
以我的观察，这些能够争取到较高社会地位的印度人普遍有以下几个特征：1. 他们擅长辩论，而且往往在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在不经意间便能作出深入浅出的辩解。2. 他们不会害怕在“权威”或资历较深的人面前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3. 他们善于在复杂情况中进行归纳和最后简化的总结。4. 他们在语言能力，特别是英语方面很强。他们不但很能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话方式非常精巧（sophisticated），辞藻丰富，对听众们有强大的感染力。5. 一部分学习了英国人遗留下来的“幽默感”，能容易受到西方人士接受。
为什么印度人能做到这几点？许多人说是因为印度曾经有数百年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的英语能力高，而因此他们在欧美比较容易成功。以我看来，这是必要（necessary）的条件，但并非充分（sufficient）的情况。
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从远古开始印度人就对“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进行着不断的探索。这是因为当地的地理、气候和人种的迁徙而造成的。他们通过多时间和重复的冥想和其他的方法来在人类内在的智慧进行探索。长此以来，逐渐形成了他们对于抽象、复杂的问题不断验证和通过不同的方式特别是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
印度的梵文在描述精神软性现象方面，如认知（cognition）、意识（consciousness）、觉知（perception）方面的范畴有着非常细致的描述和解释。同时因为这些软性的现象大多数都不能以当时（和现在）的科学来解释，所以不同人或团体便需要通过辩论来说服其他人或团体。他们自己修炼的方法是最为正确的，久而久之，印度人形成了一种在抽象、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中沟通的精致能力。他们一方面要充分解释感知上的每一点，但亦需要全面地系统性地做出总结。
后来印度被英国殖民之后，印度人逐渐学会了将他们之前数千年来积累的能力通过英语来沟通。英语在描述精神软性方面的精细程度虽比不上梵文，但亦不差。许多人说，印度人的英语能力比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更要强，这是主要是因为印度人历史长流中积累的文化基因形成的，而语言只是此基因表达的工具而已。
印度人的文明有它的长处，亦有它的短处。长处我在上文已谈到，就是它在抽象问题方面分析和演绎的能力。短处就是过度的个人化或小众化，因为注重对于个人内在的了解所以缺乏培养大型组织建设的能力。在经历了几千年来文明的发展，印度到今天在大型组织建设的能力方面相对中国而言仍然较为乏善可陈。
不过一部分印度精英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到了海外，特别是工业化较早发展的西方国家，在投入了当地的社会和企业的组织体系中，当地的秩序便弥补了印度人在这方面的缺陷，而他们的长处便能自然发挥出来。这种结合让不少印度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企业中能够脱颖而出，逐渐出现大量的企业高管，甚至是CEO。
这种现象特别容易在科技企业中出现。因这些企业比传统企业更需要探索，更模糊且不确定性程度更高，更需要印度人那种能言善辩，辞藻犀利，擅长sophisticated的沟通和总结能力的人来主导。
这是几千年以来文明积累下来的结晶，亦是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中国人亦有璀璨的文明和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虚心学习印度人的能力，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中国人亦可以不断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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