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潜在的中美贸易战是当下全球关注的头条新闻。表面看来，这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践行“美国第一”的竞选口号，也是他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战略中的一部分。
然而目前这种僵局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所存在的根本上的不信任。2018年3月3日《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西方国家如何错读了中国”印证了这一点。根据此篇文章，西方国家期待在把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同时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转变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或者简单来说，“他们（中国）将和我们一样。”
然而，中国并没有走西方国家所期待的道路，相反，中国建立了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对西方所定义的市场经济保持持续渐进的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依然保持了强大的掌控能力。
当西方国家仍然认为有且只有一种合适的治理方式时，公允地来说，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适合某个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跟其他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里的发展道路是可以不同的。考虑到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十多年来缓慢增长的经济，西方政治家和专家们期待每个国家都应该追随西方走过的道路和完全融入西方体系的观点未免过于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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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帮助中国民众从基本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让许多人如今享受到小康生活。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2014年出版的《Political Order andPolitical Decay》一书中指出，撇除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很难说所有国家只有一种合适的治理方式。
然而除了这些差异外，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尤其与美国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过去四十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之一就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民营经济并不是它的经济的一部分，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邓小平决定容许进行民营企业的试验。
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工业领域的国有部分和非国有部分的总营业额和总利润几乎一样。而如今，工业领域中的非国有部分在总营业额和总利润两方面都已经是国有部分的大约四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新经济——涵盖了从电子商务到网约车服务的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在2010年到2016年间的增速是中国整体GDP增速的两倍。新经济相关的公司几乎都来自民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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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的民营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小米和滴滴出行都被认为是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这些科技创业公司相较于阶级分明的国有企业，更像美国硅谷的公司。中国和美国的创业者都勇于冒险，愿意去接受不确定性并积极地寻求财务回报。这些中国公司都很年轻，并常以硅谷的公司作为榜样。
中国的科技公司也倾向于通过“生态系统”来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当市场上出现新的机会时，这些公司往往会考虑要不要“跳过去”来抓住这些新的机会，即便它们并不拥有经营新业务所需要的所有能力。它们常利用合作伙伴构建“生态系统”或者“平台”来弥补跳跃的能力欠缺。从合作的立场来说，生态系统的概念包含开放、包容、平等和共赢的思想。这些概念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
随着中国的科技公司寻找创新的灵感或具体工具时，他们经常把目光转移到西方的创新中心，尤其是美国的硅谷、西北部和波士顿地区。中国的科技公司和投资人已经投资了不少美国的初创科技公司。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投资者在2010至2016年间投资了300多亿美元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上。
根据 CB Insights，腾讯自2011年起已经投资了超过35亿美元在41个硅谷的高科技创业公司，并成为了美国高科技领域的第二大非本土投资者。同时，美国的风险基金例如红杉资本、IDG资本，也在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并取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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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科技公司和他们的投资者，在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上有极多相似的地方，并在多年来建立了很多的共同利益。因此，尽管政治方面，也许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没有按他们自以为是的路来走感到失望，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中国和西方，尤其与美国的创新中心，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并采用了非常相似的理念。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已经相互交织并且很难分割。
中国的成语“求同存异”指在允许差异存在的情况下寻找共同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应该用这种求同存异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中国正处于持续崛起的边缘，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中国将要在全球领导力和治理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更加关注这些相似点，全球的贸易和商业都将获益。
英文原稿于2018年3月29日在《南华早报》发表，版权归该报所有。
关于作者：
谢祖墀博士(Dr. Edward Tse)是高风管理咨询公司（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过去的20年里，他创立并领导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在大中华区的业务。外界评价他为“中国的全球领先商业战略家”和 “谢博士之于中国企业界就如大前研一之于日本企业界”。他曾为数以百计的公司（总部设在中国及其它地区）咨询过所有关键战略和管理方面的业务，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和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他还为中国政府在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等方面做过咨询。他已发表200多篇文章并出版了4本书，其中包括于国际获奖的《中国战略》和《创业家精神》。谢博士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博士、MBA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士、硕士。